20多年过去了,《勇敢的心》仍然是史诗片的典范宿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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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宿夜花


1995年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电影《勇敢的心》,是史诗片的一个经典范本。影片雅俗共赏、兼具商业性与观赏性,取得了票房奖项的双重成功,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2.1亿美元的票房佳绩,还在第68届奥斯卡上击败了李安的《理智与情感》、朗·霍华德执导的《阿波罗13号》获得最佳电影大奖。


在影片上映伊始——讯息尚显闭塞的90年代,《勇敢的心》对于全球的观众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最现代化电影工业产品带来的视听冲击:那波澜壮阔的西欧山河、那气吞山河的战争场景、那应接不暇的视觉轰炸;当梅尔·吉布森高呼“自由”之时,已经传达出了超过“好莱坞式英雄神话”本身所承载的含义,那种对爱与自由的追逐、对梦想与信念的勇敢捍卫,对任何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下的观众来说,无疑是震撼人心的。


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起当年的这部“现象级”,欣赏的角度自然不止于影片的故事本身。《勇敢的心》问世后,也陆续带动了诸如《角斗士》之类的融合战争、历史、动作、爱情于一体的“史诗片”热潮。这些好莱坞巨制,纵然风格各异,但共同特点都在于用现代电影手段再现历史传统的同时,进行符合当下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


解构历史与大众化演绎

《勇敢的心》商业市场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故事的通俗性与戏剧性,即是电影创作中的“观众思维”——把握大众审美心理如何通过解构历史使之焕发生命力、从中挖掘出符合现代审美与精神需求的正向价值?是史诗电影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影片没有“掉书袋”式的史料堆砌,没有凌乱繁杂的人物关系,而是运用当代人最熟悉并易于接受的“英雄”与“爱情”元素,将史实细节化繁为简,用简洁、明确的矛盾冲突呈现主题内容,首要的即是“自由”与“爱”抗争下的“苏格兰人”身份认同。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翻译语境中,习惯于用“英国”指代“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K),用“英国人”专指“英格兰人”(English)。如此情况之下,作为UK组成部分的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经常在英格兰的强势下而被忽视。《勇敢的心》即是以苏格兰英雄威廉·华莱士的视角切入,折射出苏格兰与英格兰作为邻邦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这其中所透露的文化寻根与族群身份认同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电影的普遍母题。一方面,随着科技自身的发展,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消弭了传统习惯的差异性,世界各地的观众迫切需要通过文化寻根来收获族裔认同感,这种心理也是各种民俗片流行的关键。意裔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总是聚焦于意大利移民纽约生存奋斗史,爱尔兰导演吉姆·谢里丹(代表作有《因父之名》)总是致力于展现爱尔兰人在近现代所遭受的压迫与抗争故事。


另一方面,在电影全球化的语境下,处于不同族裔、语言、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人,都需要通过最流行化的方式将自身的文化特色、精神内核与生命印记,通过好莱坞的话语优势进行输出,例如,华人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系列。


了解这一层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勇敢的心》中,男主角那引以为傲的苏格兰盖尔语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导演梅尔·吉布森作为爱尔兰裔影人,爱尔兰人在近代同样遭受贫穷与苦难、歧视与压迫,因此《勇敢的心》中那种反抗、独立、自由的意志在美国近现代民族融合、弱势族群奋斗自强的大背景下,掀起了广泛的共鸣


好莱坞“大情节”剧本模式:英雄的成长史诗

如果说影片其中的苏格兰族群心理,对普通观众来说尚显晦涩,那么梅尔·吉布森则将主题移植到了通俗化的剧情之中,采取了典型的好莱坞“大情节”剧本结构。观众通过对人物的性格特征、爱情、理想的认同与理解完成对影片主题的理解。


著名电影学者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将经典好莱坞“大情节”剧本模式概括为:“经典设计是指围绕一个主动主人公而构建的故事,这个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经过一段连续的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系的虚构现实中,与主要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直到以一个绝对而不可逆转的变化而结束的闭合式结局。”


01.苦难与抗争·爱情与复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梅尔·吉布森作为商业明星与影片的单一主角,对电影的绝对“引领性”,使得情节架构更为鲜明。


影片用了很多篇幅讲述主人公华莱士的童年时代,影片的开场没有通过正面描写冲突,而是通过父亲哥哥在谈判中相继被杀害、华莱士与玩伴对英格兰统治者的恐惧,来渲染这种压迫感给他内心带来的痛苦。因此,当他叔叔教育了他行事的关键在于运用“智慧”,他开始思考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自由”。


影片中的两个女性角色则略显道具化与功能性(主人公爱情的对象),这也是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弊病。华莱士的妻子梅伦,是理想化的纯真爱情的,她化身美丽、质朴、坚毅、生气,是一种完美化的苏格兰平民女性。法国公主、太子妃伊莎贝拉,理性与冰冷的外表下深藏着炽热,王室亲缘的冷漠与疏离,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是她面对阳刚、质朴、正气的华莱士心生爱慕的心理依据。


尽管女性角色相对缺乏立体性与完整的成长弧光,但对影片的情节发展、主人公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妻子被杀害直接驱使了他复仇的动机,使他不再安于逆来顺受的平稳生活;而伊莎贝拉的暗中帮助又屡次化险为夷。


因此,影片暗含了两个角色的心理逻辑与行为依据。一方面,由孩童到成人这一男性的成长过程,华莱士对征战沙场、反抗统治者,正是通过暴力复仇获得男性的个人尊严与自我价值的方式;另一方面,爱情的捍卫又强化了他的反抗意志,他真正意识到隐忍与偷安是无法实现个人的自由。


02.忠诚与背叛中的人性叩问


除了主人公华莱士的成长轨迹,影片中的人性刻画还依赖于其他角色的塑造。绰号“长腿”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统治者与压迫者的化身,不免被影片塑造成了一种代表人性诡谲与阴暗面的一种典型——狡诈、阴险、毒辣又不择手段。


华莱士反抗的失败,也与内部的分崩离析有关。苏格兰贵族面对国王爱德华的高官厚禄,便没有足够的动力与意愿同华莱士一同参与反叛,他们骨子里的软弱、贪婪、自私与势利,也成了影片所鞭挞的。


与此同时,华莱士的妻子梅伦宁死不屈、华莱士负隅顽抗;伊莎贝拉背叛传统伦理道德,突破世俗观念桎梏与华莱士相恋;罗伯特对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忏悔,并一反往常作为苏格兰贵族的软弱与依附性,开始继承华莱士的意志、领导苏格兰人民反抗英格兰争取自由。


作为面向大众的主流电影,这种二元对立元素的使用无疑过于理想化与浪漫色彩。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影片所赞美的理想化品质、人性的真挚与纯粹,正是反映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这种中世纪的苏格兰人抗争故事在影片诞生的90年代,所隐喻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金钱社会利益导向下、在日渐浮躁的舆论氛围中、在世俗纷扰的利益倾轧间,在虚华、伪善、浮夸的名利场,现代人观赏传统故事,更是渴望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到内心的安怡与坚定、摆脱随波逐流的盲目与短视,回归一种坚定自我、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


梅尔·吉布森:从演员到导演的职能转换

如果说从故事层面,梅尔·吉布森从角色塑造的角度对剧本进行直接展示,那么其作为影片导演的另一重身份则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推动主题表达。从《与狼共舞》的凯文·科斯特纳到《一个明星的诞生》的布莱德利·库珀,好莱坞男演员转向导演的例子并不罕见,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即是代表了梅尔·吉布森收获同行业电影人的认可。


影片的镜头语言首先体现在声画的精准结合。凭《燃情岁月》获得奥斯卡奖的摄影师约翰·托尔,尤以对宏大场景的把控与幽微细节的呈现见长。《勇敢的心》中的战争场面采取了手持摄影,捕捉刀光剑影中的紧张与压迫感。而外景部分多在阴天拍摄,因此呈现出一种暗绿、暗蓝的冷色调,而这种阴冷湿润、静谧与惬意的意境,最为接近苏格兰地区自然气候与原生地貌;固定视点的静态拍摄,遵循黄金分割法的构图风格,注重留白的全景,使得中世纪的苏格兰更显纯净、安详与唯美。


从《泰坦尼克号》到《阿凡达》,曾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的作曲家詹姆斯·霍纳,擅长利用传统管弦乐、现代电子乐等多种元素。尽管詹姆斯·霍纳所参与的作品大多是好莱坞的豪华巨制,但比起一般商业片音乐的雄浑壮阔,却呈现出一种空灵淡雅、深沉细腻、唯美诗意的风格。


在《勇敢的心》片中,风笛的使用独具匠心。首先,风笛是苏格兰的民族乐器,是一种文化印记的象征与身份认同的符号。影片的开头,群山耸立、云雾缭绕、江河秀丽的悠然景象,辅以风笛声的深邃、清幽、伤感,一种对家园、故土的眷恋与自豪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奠定了影片略带愁绪的悲剧基调。其次,随着主旋律的变奏,配乐进一步揭露人物情感、暗示情节发展走向、并凝聚影片的核心主题,无论是华莱士与梅伦相知相遇并相爱时的轻松、欢愉,还是孤注一掷、奋力抗争时的悲壮、激荡,都是对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爱”与“自由”的精妙诠释。


片中最出色的场面调度在于华莱士临死前的一段戏。先是通过监牢内仰拍中的逆光镜头,昭示死亡降临时的肃杀氛围;继而通过变换不同景别展现不同人的反应,近景下的爱人朋友心痛煎熬、远景下的观众狂欢呐喊,华莱士的面不改色、毫无畏惧,爱德华一世的病入膏肓、面无颜色。最终华莱士宁死不屈、没有向爱德华一世俯首称臣,而是喊出了那个从小便深刻印在心中的词“Freedom(自由)”。


在《勇敢的心》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梅尔·吉布森缺乏叫好叫座的热门作品,直到《血战钢锯岭》再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梅尔·吉布森回归到主流奖项的视野内。而《勇敢的心》无论是对照同期的“史诗片”还是其个人的后续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